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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在北京隆重举行。本次大会包括开幕式、平行分论坛、亚洲文化嘉年华、亚洲文明周活动四大活动版块,得到域内外媒体高度关注。这场如火如荼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是今年继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之后,中国举办的又一场丰富多彩的文明盛会。推动亚洲文明与世界文明共荣,是时代赋予这次大会的历史机遇。
原文 :《亚洲意识:迈向人类文明新境界——写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行之时》
作者 | 本报编辑部
图片 | 网络




亚洲各文明交往历史悠久


亚洲,是世界上地域最辽阔的大陆,也是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亚洲先民从人类历史的黎明时期,就开始书写灿烂的“江河文明”。他们最初发现和培育了稻种、麦种,他们化土成形,淬火成器,他们变幻出滋味丛生的亚洲风味,他们用丝竹、尺八、西塔琴演绎连绵不绝的天籁之音。长江与黄河岸的中华文明、印度河与恒河畔的印度文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间的两河文明,承载着亚洲的万千过往。驼铃、马帮、桅杆,辟出给世界机遇和希望的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见证亚洲各文明交往借鉴的历史。尽管局部也曾经历刀与剑、血与火的锻造,但用东亚史名家杜赞奇的话来说,与西方“隧道历史”不同,亚洲传统是“流转历史”。在这片大陆,梵天、湿婆、佛祖、耶稣、孔子,彼此容纳,各派共存;中国的辛亥革命,诞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激励了亚洲其他地区民族-国家独立运动;甘地受爱默生、梭罗影响,后二者又深受亚洲文化经典的熏陶。亚洲传统的超越性是对话式的、包容式的、非生命的、平和的。




历史上,亚洲联合的理念就有着宝贵的思想资源。章太炎的“亚洲亲和会”,李大钊的“新亚洲主义”,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日本等国的学者和思想家也有“联盟论”“一体论”的阐述。虽然他们囿于时代局限,面对的背景有异,也未必提出了一个完全包容性、弹性的政治架构,但都是亚洲自我意识的体现。阿拉伯的骑士道、波斯的诗歌、中国的伦理、印度的宗教,纷纷吟唱的都是亚州文明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今天,47个国家,1000多个民族,2000多种语言,近百种宗教,多元文化在古老大陆竞相绽放。在韩国首尔庆熙大学金丽寿教授看来,亚洲正越来越成为文明重构的一个可能来源,亚洲文明是未来形成新的文化综合体的关键。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是推动亚洲与世界文明交流借鉴的务实措施。




亚洲引擎加速迈向互联互通时代


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并非空中楼阁,亚洲引擎正加速迈向互联互通时代。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四大学术报告显示,亚洲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正在加快,2017年到2018年就签署了17个新的贸易协定。目前,仍有70个双边贸易协定正在签订之中。2018年前8个月,亚洲绝大多数重要经济体的进口均取得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超过全球平均增长率。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最新报告称,2017年亚洲区域内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的57.8%,区域内的外商直接投资呈小幅上扬,从2016年的2547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2600亿美元。报告显示,随着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缺口、贸易互联互通、金融危机以及气候和灾害应对能力等跨境挑战的不断增加,区域合作的必要性与日俱增。报道同时表明,亚太地区不断加强的贸易投资联系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因素起到缓冲作用。




研究表明,共同的亚洲意识和治理意愿逐渐形成。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亚洲地区已经建立起大量次域治理机制,以“亚洲”或亚洲次域为单位的思潮逐渐兴起,亚洲域内有提供公共物品能力的政治单位大为增多,亚洲的域内机制建设和相处经验已大为丰富。亚洲区域的自处意识、自处能力皆在迅速成长,开展共同治理的经验日渐增多,亚洲文明传统有能力完成现代化、国际化表达。


合力缔造亚洲新未来


缔造亚洲的新未来,既需经济、政治的力量,更需要文明的力量。韦伯说,现代性是一个意义失落的铁笼。为现代性危机找出路,是一个社会理论难题。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间,是冲突还是对话,对抗还是合作,已经成为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也是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因此承载着特别的意义,它让身处其中的人们开始反思,在地域空间和文化差异的阻隔之外,还有更多对话和合作的可能性。正如中宣部副部长、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筹委会副主任兼执委会副主任徐麟所言:“我们也注意到这段时间国际舆论有一些言论和说法,渲染东西方‘文明较量’‘文明冲突’‘文明对抗’,这些说法如果是出于误解,那恰恰说明文化交流对话更有必要、更有价值,也更有意义。”通过对话沟通和平等协商打消猜忌、纠除误判、处理争端,着眼共同挑战,培育合作意识,实现共赢局面。“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极富远见地为激活亚洲古老多彩的文明活力指出了一个努力的方向。




杜赞奇曾作出过一个宏大的时代性论断:“亚洲传统”可以启发当代世界探索一个“可持续的未来”。冷静地说,亚洲模式并不成熟,但是已经有了一个开端,任重道远。首先,在理念上需要形成共有观念基础,培育自我同一性认识。今天,以客观、理性、包容为基点的归属感和认知感成长空间加大,以共通的文明意识为引领,多样的文化为基础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更加趋同。亚洲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必须实现经济互利,促进文明共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落地实施和深入推进,进一步充实域内功能性合作势在必行。以跨境电子商务为渠道拓展新型合作模式,不断增强互联互通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和辐射作用。针对不同经济体的利益诉求及迫切程度,亚洲国家应加大生态环保、人力资源、卫生健康、科技信息、海洋等方面的合作力度,进一步加快知识互联,共建知识互联互通机制,跨越数字鸿沟,以开放的心态齐心协力共建信息大通道,营造亚洲和平、开放、共享知识资源的友好氛围。开放、美丽的亚洲,还需要各自文明滋养的青年一代继往开来,携手前行。




今天,我们仍然要感谢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的先见之明:“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在世界上有一种家园之感,我们就必须承认亚洲在我们思想中享有同等的地位——不只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我不知道这将带来怎样的变化,不过我相信它们将是深远的,而且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58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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